研究战争问题，是站在战争正义的一方、广大人民一方、国家民族利益一方来进行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积极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军事家的优秀思想，密切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得出的科学论断，不仅符合世界战争的一般规律，也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中国革命战争以及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充分证明了其正确性。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了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形成了军事思想。建立人民军队，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其重要内容。
对于人民军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们党走上武装夺取政权道路后，随着革命战争实践的不断发展，对人在战争中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
特别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他对人与战争胜负关系进行了精辟论述，系统揭示了战争规律，为我们党夺取中国革命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
对什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军事理论家们以不同视角提出了武器论、意志论、经济论等各种观点。
从战争理论看，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主观能力，都是战争力量的组成因素，由其有机结合构成的综合力量，无疑就是所指的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人则是有机融入诸要素之中。
结合战争实践，深刻阐述了战争力量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作用：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分不开的。
他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战台儿庄战役的例子，强调战争、战役的结局一般是以战争力量的绝对优劣而分胜负。
当时还对抗日战争的态势、发展方向进行了科学地分析和判断，认为“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
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战争力量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战争有它的普遍规律。战争是“人的事”，是由以人为主构成的武装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
所指战争力量的诸条件，都与人密切相关。他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力量损毁的范围和大小来决定的，多数战争中的败者，就是力量被摧毁得更多些的一方。这个结论符合战争的一般规律。
战争的本质决定了战争的一切事情都是需要人去操作，一切战争力量皆是在人的作用下发挥威力，所以其胜负与人的因素直接相关。
虽然人在战争胜负中地位的逻辑起点是一定的客观条件，但战争的本质意味着人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是不变的，可变的只是这种决定作用的实现方式会随着环境、时代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反对机械论和唯心论，以客观和全面的观点考察战争。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
在《实践论》中，他批判了唯心论和机械论，指出二者“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在《矛盾论》中，他也批判了唯心论和机械论，强调运用矛盾的观点全面认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论持久战》中，用较大篇幅全面、系统、发展地分析了战争形势，针对有些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而产生的亡国论，因平型关、台儿庄打了胜仗而产生的速胜论，一一进行了批驳。
他的论述说明，在研究战争胜负问题时，不仅要看到武器因素的作用，也要看到人的因素的作用，还要看到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的作用，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战争理论问题。
谈及人在战争中的作用时，除了注重发动群众之外，还强调发挥战争指导者和战场指挥者的重要作用，要求在物质条件许可的基础上千方百计争取胜利。
特别重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作用，首先提出了“自觉能动性”概念，在理论上升华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
战争的复杂性使人在许多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有时导向正确和成功，有时引发错误和失败。
可以说，错误的、低劣的自觉能动性是不能取胜的。人是战争力量中最活跃的因素，在一个时刻他不能改变物质力量的大小，但决定着现有物质力量效能的发挥程度。
强调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
但如果只是有了比对方强大的物质力量，只能说具备了战胜对手所必要的客观条件，还不能说就一定获取战争的胜利。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需要靠发挥人的能动性来实现。
对于物质力量强大的一方而言，主观努力的结果存在两种可能性：物质力量运用得好，就能把优势转化成胜势、胜利；运用得不好，已有的优势可能就转化为劣势，甚至引发失败。
因此，要赢得战争胜利，物质力量弱小不行，物质力量强大了运用不好也不行，关键还在于人对物质力量的运用。
这就需要战争指导者首先正确认识战争规律，理性地分析战争局势和特点，进而作出正确的战略理论指导。
但仅在主观上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对他们的最基本的要求，此外还需要具备打仗的专业能力，即通过学习和实践达到较高的军事素养，以期不断取得战斗、战役直至战争的胜利。
简言之，运用物质力量的能力就是打仗的能力，包括判断敌情我情、把握战机动态、确定战术、因势利导等指挥能力。战争物质力量与战争指导能力是战争的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客观因素，一个是主观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时就明确指出：“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对于人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表现形式等问题有了全面、深刻的阐述。
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揭示了世界战争发展的内在规律，认为战争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不只是军力的比赛，也是人心的较量。
战争不只是军力的比赛。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这种力量是指综合力量，其竞赛方式一般是以战场上反映出的作战力量体系的战斗力为标志。
战争也是人心的较量。人心向背不仅影响着战争综合力量的变化方向及其发挥作用的效能、效率，在一定条件下也决定着战争的结果。
这种精神鼓舞会转化为一种战争力量——精神动力。非正义一方则会受到国内外道义上的谴责、政治上的压力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制裁，其战争力量会不断消耗、降低。
正如所说，如果中国的、日本的、世界各国的大多数人站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一边，那么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日本在军力和经济力方面原有的优势就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
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军力和经济力就会逐渐地加强，由劣势变成优势。
战争胜负与人心向背密切相关，即便经济实力再强，武器装备再好，如果政治上不得人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也注定要失败。
在他看来，虽然美国钢铁多，有核武器，但人民在政治上不赞成它，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可以战而胜之。
对于战争胜负问题的认识是多视角的、辩证的、发展的。主要目的是阐明真理，鼓舞人民坚定信念、敢于斗争。
无论是在中国革命力量处于弱小的土地革命战争之初，还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他始终把正义性、人心所向看成是取胜之本。
战争的胜负不完全取决于工业先进还是落后，“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
的这些论述，都是就革命战争来讲的，是对站在正义的一方、人民的一方来讲的，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来领会。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也是人的精神意志的较量。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战斗精神，是影响战争胜负的条件之一。
特别是在武器装备明显落后时，人的主动性和意志力更为重要。认为，对战争要敢于面对、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对于强大的敌人不要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是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对于美国发动的战争怕不怕？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59年与谈话时问：西方国家里对战争普遍地怀有恐惧，中国人为什么不那么害怕战争？
如果对战争怕得要死，就束缚住了手脚；把战争本质看透了，就不会患得患失，就能解放思想、放下包袱。
战争中人的作用对于双方是一样的，只是由于各方的条件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战略、策略和态度，出现不同的效果。
战争中充满着辩证法，在一定条件下怕与不怕就出现两种不同结果。当人树立了不怕的精神，才能超越自己，充分发挥所能支配的力量。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战争与和平是世界呈现出的两种社会状态。“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 ”
对待战争与建设的关系有鲜明的观点、科学的态度：平时重视战争的物质准备，大战来临之际从容应对。
向来不惧怕敌人的威胁，包括核讹诈。1956年他讲：“我们无，不想打。苏联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国主义丢下，我们准备打。”
针对有人说作了战争准备敌人不来是浪费的观点，持反对意见，强调一定要作准备，“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
对待战争必须树立正确的得失观，不能将准备战争所花费的物力、财力、人力因为没有使用就说成是浪费。和平环境是经过努力换来的，我们积极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正是敌人不来的主要因素之一。
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中国革命战争是正义的战争，这既是研究战争的逻辑起点、领导人民战争的实践起点，也是坚定胜利信念的基石。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使他更坚定了这一观点。
自古以来，任何国家和军队面对战争，首先要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特别是处于劣势地位时，更要树立这种精神。中国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就教育群众树立坚定的信念和奋勇杀敌的精神。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对人民军队同美军作战心里有了底，觉得“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
人对战争的认识、战争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战争胜负采取的态度，影响着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敌人既要重视，又要藐视，并积极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同它作斗争，坚定夺取胜利的信心。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在绝大多数时间不仅性能落后，而且供应不足，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主要靠全体指战员勇敢的精神和灵活的战略战术。
如中国革命战争之初，红军战士在参军之前大都毫无军事基础，由于战争的紧迫性，常常是入伍后马上就要参战，缺乏训练，武器装备、军事技术都很差，“作战只靠勇敢”。
谈到，在作战中红军既没有强盛的火力压倒敌人，又没有军用化学可以制胜，全凭着一腔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搏杀，每次胜利全靠官兵勇敢吓倒敌人。
重视发挥人的作用，这不仅是在一定客观条件下增强我军战争力量的唯一选择，也是将自己有限的战争力量充分转化成战斗力的最佳方法。他在谈论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时就断言：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
关于人与战争胜负关系的思想，对我们今天认识战争、作好战争准备、赢得战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当代战争的本质没有变，依然是通过武装对抗决定胜负；战争的目的没有变，依然是通过武装对抗来实现国家或政治集团的最大利益。
因此，所指出的战争是力量竞赛的规律没有变。为确保国家安全，必须加强战争力量建设，发展高性能武器装备，建立科学有效的编制体制，广泛进行社会动员等，以求得与对手在战争力量综合对比方面占据优势。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信息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信息化建设加速发展，加大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力度，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和后勤、装备保障能力建设，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
为达到这一目标，信息化人才成为重要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积极挖掘人的潜能，以理论、认识上的清醒，思想、精神上的准备，提高战争准备的效率和效益。
世界科技革命、军事变革的快速发展，使人的思想观念、武器装备、制胜机理等发生了改变，但关于战争胜负决定于双方战争综合力量的论断没有过时。
将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纳入战争力量体系之中，创立了战争胜负取决于战争力量的体系论。
他还明确把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组织看作中国领导的作战力量系统与国家战争力量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依此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尽管当代战争的作战形式与以往不同，构成作战体系的内容有别，但体系对抗的本质没有变。人在其中都具有关键作用，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
现代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打的是科技战、资源战、经济实力战，应该把胜利的基点建立在强大的战争力量基础上，既要建立高效能的作战力量体系，又要充分发挥人运用战略战术的艺术。
战争是社会集团的武装对抗。人是社会集团的主体，是战争力量体系、作战力量体系的构成因素，更是体系对抗的操控者。
抓军事斗争准备，固然有经费和装备上的问题，但最核心的问题是人才。如果有了钱和装备，没有人也不行。特别是科学技术越发展，就越凸显人的作用。
现代战争是体系和体系的对抗，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要确保赢得战争，需要一批批高素质的人接续奋斗来完成。
因此，必须大力提高军人的素质，特别是指挥员的战略战术素质，战斗员的技术、精神、文化、身体素质，把发挥每个人的“自觉能动性”作为赢得战争的重要内容；
在武器装备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条件下，必须既要防止矮化人的作用，也要防止脱离实际把人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扩大化、绝对化。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积极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军事家的优秀思想，密切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得出的科学论断，不仅符合世界战争的一般规律，也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军事思想的正确性，是其关于战争的规律性认识的正确性，不等于他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
总之，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关于人与战争胜负关系问题的思想，必须把坚持其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在首位，坚持全面、系统、客观、理性地认识其相关论述。
【赵万须，中国人民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翟清华，中国人民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察网（）摘自《党的文献》2019年第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